安德斯:雷燕和她的艺术

雷燕和她的的艺术

文/安德斯•古斯塔夫松(Anders Gustafsson)

Frozen youth05雷燕的艺术往往从她个人的记忆开始,继而转向一些宏大的概念。她在军中服役30年,她的个人经验已与当代中国的历史紧紧相连。

千万不要被雷燕谦逊,或矜持的外表所欺骗。在生活中她是一个彬彬有礼而拘谨的人,但在我们进入她的艺术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她其实十分的强硬。如果谈到她的创作,或者听她自己谈论,你会感到她十分地独立。
在将自己完全认同为一名艺术家的路上,雷燕也历经了自己的二万五千里。她14岁就进了部队,1991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30年之后退役。此时,她已经当过一个士兵、护士、技师、干事。

70年代作为“昆明外光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的老艺术家裴文路,鼓励她去报名上部队的美术创作学习班,从此他走上了艺术创作的路。那时她主要以是版画进行创作。 她曾被部队送到全军彩色摄影学习班,后来在部队院校从事医学摄影,也为她后来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1994年,她和唐志冈合作了数码合成图片《时代合影》,用数码技术将一些革命英雄合成到相同的照片上。

–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数码照片。
– 在那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概念,或说一个标题:《时代合影》。照片上的英雄都不是牺牲在战场上,他们都是在普通的岗位,为人民而牺牲的。在这张图片里的英雄只有徐洪刚依然健在。今天,有谁还记得他们吗?其实也没有很多人还能记得。

因为身边有了像唐志刚、孙国娟等这样的艺术家对其的鼓励。 最终雷燕能够将自己视为艺术界的一员,也许她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正如她的作品《假如长征是女权运动》中表达的那样。在其中,妇女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斗志昂扬,正在踏入一个所谓的光明未来。而雷燕则像一个旁观者,身着现代衣服,透过她的望远镜仿佛是从历史的镜头里面遥望她们。
所以我就问,她的长征是什么,如果她参加过的话?

– 这是你的观点。我站在那里是以今天的观念来看待那段历史。

他们都在迈向未来,却是朝不同的方向。而你站在那里看着,你看到了什么?

– 那是我参加的《长征》项目的一部分,主题是《假如女人统治世界》。是美国著名女艺术家朱迪•芝加哥(其代表性为装置作品《晚宴》设定的。 为此,我做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假如女人统治世界》,在这张图片中我把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领导人组合在一个集体肖像中,只是把他们的置换成了女人。一张是《假如长征是女权运动》,图片上的妇女大多是中国领导人的妻子,这些妇女都参加了长征。这两张图片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中国的领导层是由女人组成,中国会是什么样?女人能担起这个责任吗?如果长征是女权运动那又会怎么样?图片上的女人们会和那些参加过长征的男人们一起分割权利吗? 所以,在图片中可以联想出更多的质疑,这些质疑不断的延续下去,没有答案但却让人深思。这就是这两个作品的意义。

我看到在你的作品《冰冻红色》和《冰冻青春》中,处处洋溢着历史的厚重感。你是否同意,从某些方面来说,云南的当代艺术更多地是看重历史,而非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云南的风格是否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呢?

–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如果我们谈及历史,也必言及将来。以史为鉴嘛。

你刚才提到孙国娟在探索女性艺术的道路上比你走的更早。要确切地说的话,你们的对话是如何改变你的方向和你对艺术的思维方式?

– 2001年,我刚刚从部队退役。我对女性艺术没有什么概念。在2002年参加《长征》那个项目后,才开始了解和关心这些问题。
– 孙国娟是85期间就开始做当代艺术的女性艺术家,又在中国的艺术中心北京创作和生活了多年,她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影响了我对艺术的思考方向。后来参加了昆明TCG诺地卡的《航海日志》项目,我对当代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对材料的认识。

另一个触动我的就是,每当我见到你和孙国娟的时候,你们俩看起来都很闲适。不像是两个向人类揭示深刻思想的伟大灵魂,而只似多年的挚友,在一个茶室里闲聊。你认为你们这一代的男女在这里有差别吗?

– 我想是由于距离的缘故。也许你对他们(同龄男性艺术家)的了解不如对我们的了解那么多?(笑)。
– 但是,确实,是有差别的。你是指在云南还是在全中国呢?

说说云南吧。

– 进入昆明创库的50年代生的艺术家,大部分的男性艺术家参加了1985年的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唯一参加过85运动的女性艺术家是孙国娟和甫立亚。
这批最早进入当代的男性艺术家现在也有了稳定的艺术市场,而女性艺术家还不是很好。男性艺术家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大的概念,而女性艺术家更多的是关注内心关注个人生活的状态。

但是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在你的艺术中很突出的就是你宽广的视野——不仅在于你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更重要的是,你虽然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开始,但是总能够将我的思绪引到一些宏大的概念。你同意吗?

– 是的。他们大多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但因为我在部队呆了30年,我的经验也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

例如,在《冰冻红色》中我看一些东西使我想起了电影《再见列宁》。电影中,就在柏林墙要倒塌的前夕,一名东德女子陷入昏迷。她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虔诚跟随者。当铁幕落下的时候她奇迹般地醒了过来。现在墙上还有不少洞在上面。医生告诉她的儿子,说他的母亲不能受到任何强烈或惊人的情绪的冲击。所以这个儿子在她的房间里面建了一个小小的微缩老东德,让他的母亲呆在那里。开始有人去看望她,目的也不是为了要重温过去的日子。那时的生活比现在简单多了。

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你自己说过,当时的思想就像水晶和冰块一样干净,像你的“冷冻”系列所表达的那样。而现在,即使拥有了城市的所有财富,人们还是缺失了一点什么可以相信的东西。

– 是啊现在和那时不一样了。在那个“红色的年代”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信仰,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由于我在部队处于完全的封闭,红色的符号就更为的强烈。

隔离,就像你“冷冻”系列中的对象和照片吗?

– 是的。今天中国开放了,与世界隔离的冰融化了,与世界的距离缩小了。开放的中国,红色在慢慢地消失,信仰的缺乏在强大的物质和各种信息面前,人变得更加混沌,没有方向。贫富的差异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社会变得畸形百态,腐败、堕落、等犯罪率的上升,社会矛盾的的激化.……。所以佛教、基督教在中国重新的浮出是可以理解。

人类的困境让我们关注自由吗?这不就是我们的渴望吗?但是这处理起来往往也是不容易的。

– 对于自由我认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自由对个人来讲没有绝对的自由,完全的自由也需要立法的保障,没有约束的自由也无法获得永远的自由。
我去过美国和瑞典,法律的完善使他们多了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那些“红色年代”里有太多的限制。如果你说错了什么,你可能就被关进监狱了。而今天,中国正在变成经济强国,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精神,而这是我们所缺失的。

当你把部队的一些物品冰冻起来以后,你是否想过这样的艺术可能正是一个西方观众想从中国当代的艺术家那里所看到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可能会将其解读为对文革期间专制社会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射。对不对?

– 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不知道西方人对我的艺术具体是怎么说的。但通过孟安娜(Anna Mellergård)和一些报纸,我了解到他们似乎普遍还是喜欢我的作品。当我到玛丽安娜伦德的时候,有一个丹麦的老者说他是那里的一名共产党员。他真的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我的艺术……
– 我在美国做进驻艺术家的时,一个艺评人对那组《冰冻青春》里的肖像的解读时认为,今天的女人和昨天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区别。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 她提到了图片里女兵的眼神,在那些眼神里看到了过去中国女人的眼神,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今天中国很多的女性仍然感到很迷茫。

那又是什么呢?

– 按照朱迪•芝加哥的想法,妇女首先要觉醒,认清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就是强调女性在性关系方面被动的问题。就是一种对不被动的诉求,敢于讲述自己的需要。
– 对她来说,那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始,许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都与性有关。即使在美国,女性和男性艺术家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在艺术史上女性一般少有成功的,也没有很多人得到认可。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为社会所接纳,社会的话语权仍然是由男人控制的。
在这里,我就想到了TCG诺地卡的总经理吴月蓉女士。她自己并不是一个艺术家,却投入了那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中国的艺术家追求他们自己的事业——或者只是帮助他们开始。是否可以告诉我,你对她的工作是怎么看的?
– 她做的非常好。在昆明如果没有创库(中国首个艺术社区),没有TCG诺地卡艺术空间,昆明这个城市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会与这个社会脱节。小蓉和安娜在中国的边疆而不是中原地区创建了这样的艺术空间,给在云南的艺术家也能有机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合作。在此之前,很多艺术家不得不去北京寻求艺术发展的机会。

Camouflage Cloth-making04你最近的作品《迷彩布造》,用一些军事迷彩布做为创作材料,将其用手工缝制成电话、电脑、茶壶和茶杯等。用迷彩布所塑造的这些东西似乎与人际交往有一定关系。

– 这是你的解读,并非我最初的想法。我只是对这些穿了30年的布料有些感情。- 迷彩是用在军事上的符号,在战争中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我用迷彩布做的生活用品,在开始只是材料对我的吸引,概念不是很清晰,如果非要有个解释我想就是对今天生活在信息时代人的困惑、迷失的一种解读。
– 很多时候,我做作品就是凭着感觉,然后继续往前走。

是的,雷燕总是继续前行。从个人的经历开始,继而进入一些宏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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